郑万里的博客

思想絮语

zhengwanli — Tue, 02 December 2008 10:12:12 +0800

　思想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犁铧。它会使你变的青春永驻光彩照人，因为思想的生命无疆。

一

潇洒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气度，一种轻松自在的人生。

它体现的是人的思想、人的品格、人的气质、人的生存意识。

只有追求生命质量的人才能潇洒。

二

微笑是一种神奇，它可以化仇视为友谊，化陌生为熟悉，化猜忌为信任，化紧张为松驰……但微笑又是一种杀机，它的动机往往是最自私的。

三

有人说沉默是金。

我说沉默是阴险，是变态!

因为，智者从不沉默。

四

谎言是一把十分性感、十分美丽的利剑，它在刺向别人的同时也刺向了自己。

五

浅薄貌似清高、深沉、鄙视。

宛如东施效颦，无论动作如何都是滑稽的。

六

庸俗是一种人格的沙化，它吞噬了生命的绿色、生命的高尚、生命的力度，使生命贫瘠、荒凉、碌碌无为。

七

近视的功利性就在于沉迷眼前，丢失长远，终了注定是近忧远憾的结局。

八

固执是思想的大敌，它偏激的思维方式总是把你的言行引向错误，使你的思想在屡屡受挫中消沉、苍白。

九

嫉妒是微笑的毒蛇，它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袭击你，使你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体无完肤。

十

征服欲是人共有之的。

男人的征服表现在行动上，女人的征服表现在微笑中。

征服是从被征服开始的。

十一

消沉是精神流氓。

它猥亵追求、强奸进取、污辱生命。

消沉的症状是精神萎靡、事业荒芜、生命衰老。

十二

痛苦不是悲观，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履历。

平庸的人没有痛苦，无知的人没有痛苦，猥琐的人没有痛苦，卑鄙的人没有痛苦。

十三

愤懑是感情的法官。

它鄙视不公、鄙视不良、鄙视短见、鄙视那些丧失了高尚的卑贱。

十四

思念是一种向往、一种追求、一种扯不断的情愫。

它的核心是善良、美好、和谐。

思念的滋味很苦。正唯其苦才耐人回味。

十五

爱情是情感世界中最美丽风景，陷进去就意味着精神的炼狱，感情的蒸腾，甚至生命的打磨。

言而无信的人没有爱情，行而无果的人没有爱情，心而不诚的人没有爱情。

时间随笔

zhengwanli — Sat, 22 November 2008 23:30:08 +0800

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古往今来，在时间的问题上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论述。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时间却像一张白纸，有的留下了壮丽的画卷，有的却做了匆匆过客，你能说这是时间的不公吗?

一

时间就是甘泉。

哲人总是善于将时间之水，引入自己的生命，去浇灌不朽的思想之花。

二

时间就是实践。

伟人喜欢把时间付诸实践，用人生理想构筑一座辉煌的历史大厦。

三

时间就是生命。

一秒之差，有人成了汶川地震的牺牲者，有人成了操场上的逃生人。牺牲者叫抗震英雄，逃生人叫“范跑跑”。

四

时间就是金钱。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时间赢得了金钱，金钱却不等于时间。

五

时间就是天平。

它的公平就在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汗水浇出了美丽的花朵；善良换来了醉人的微笑；而邪恶却得到了正义的惩罚。

六

时间就是美女。

她的美丽需要你认真品读。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并蒂莲”、“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些人生之叹皆来自于对时间的蹉跎。

七

时间就是长者。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时间的画笔，不因年龄所限，它所描绘的终将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八

时间就是醒剂。

得势时别忘形，失意时别消沉。时间终究会揭开你的面纱，逼迫你去找寻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

九

时间就是昨天。

它把流逝的岁月凝固成历史，让它时刻昭示着逝者如得、逝者如失的深刻内涵，从而促使你以史为鉴。

十

时间就是今天。

它把挑战和机遇同时展现在你面前，智者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勇者迎接挑战夺取机遇；弱者却面对挑战丧失机遇。

十一

时间就是明天。

它把无数的美好融人梦幻，令你神往，促你奋进，催你去采摘梦的果实。

“吃”比天大

zhengwanli — Sun, 26 October 2008 09:39:43 +0800

纵观中国历史无不与吃有关，吃饱了就安居乐业，饿极了就揭杆而起，朝代的兴衰交替无不如此，真可谓其兴也吃焉，其亡也吃焉。难怪古贤说：民以食为天。

有人说：西方文化是男女文化，中国文化是饮食文化。

这话似乎有些道理。纵观中国历史无不与吃有关，吃饱了就安居乐业，饿极了就揭杆而起，朝代的兴衰交替无不如此，真可谓其兴也吃焉，其亡也吃焉。难怪古贤说：民以食为天。

“吃”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它既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景观，还是一种诠释世界的具象符号。

中国饮食文化灿若星河，高深莫测，在我们这个极反对个性的国度里，“吃”的领域却个性十足。同样是面食，天津就做成“狗不理”包子，陕西就做成羊肉泡馍，甘肃就做成牛肉面，新疆就做成拉条子，山东就做成煎饼……

一个“吃”字，在中国的文字中可以派生出诸如：咬、嚼、啃、喝、吸、喂、品、咽、吞等很多很多丰富多彩的文字。

关于“吃”的技巧更是深奥无穷，除了湘菜、粤菜、川菜、鲁菜等八大菜系各具特色外，在技法上煎、炒、焖、爆、烧、灼、烩、蒸等上百种之多。中国人对吃的创造和研究实在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文化。

“吃”做为一种景观，不仅浓缩着中国历史，还拓展着“吃”的空间。可以想见，在那个连吃也有等级的社会中，纣王可以“酒池肉林长夜饮”，始皇可以牺牲童男童女寻灵芝，每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候，也就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时候。

在“吃”这个景观中，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越是国家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之际，饮食文化的发展越是停滞不前，越是国家政治腐败，人民饥寒交迫之时，饮食文化越是蓬勃发展。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而南宋都城却出现了：“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情景，正是这时，淮扬菜得到了空前发展，于是，南宋加速了灭亡。清朝末期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而中国的饮食却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满汉全席”。

可见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是以朝代的更替为代价的。

“吃”的景观还表现在它浓缩着政治、浓缩着经济、浓缩着军事，从张角的“均贫富”到太平天国的“天朝地亩制”，再到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无不是为了一个“吃”字。

做为诠释世界的具象符号，“吃”是国人理解万事万物最直接了当的手段。人们见面相互问候用“吃”：你吃了吗?人们表达对某些人或事的看法用“吃”：吃香、吃醋、吃亏、吃苦、吃官司、吃不消、吃不准。最后再来个“吃不了兜着走”。人们表达某种行为也用“吃”：吃你的马，吃掉他一个师。人们评价某些人或事也延伸着“吃”的内涵：人情味、文学味、火药味等等。

人们表达爱憎感情也充满着“吃”：“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解放军。”

“吃”还可以使任何抽象的东西生动起来。笔者在新疆工作时，曾听过一位乡长给维吾尔族农民讲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刚开始读文件时，维吾尔族农民面面相觑，吃不透精神，最后，乡长灵机一动，说：“三中全会以前，我们每天只能吃一盘拉条子，三中全会以后嘛，我们每天两盘拉条子有呢!”维吾尔族农民听后恍然大悟：噢!原来是一盘拉条子和两盘拉条子的关系。

可见，“吃”在国人眼里不仅是物质的，它还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伴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讲，“吃”就不仅是为了活着啦。

笑是一种人生态度

zhengwanli — Thu, 23 October 2008 11:31:02 +0800

笑，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活动，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笑的时机、笑的质量都可成为一个人荣辱的诱因。

《辞海》说：笑“因感喜悦而开颜。”

其实，也不尽然。笑，除了感喜悦，还可感苦恼、感悲伤、感邪恶……总之，七情六欲皆可笑。

正因如此，笑里也就多了许许多多的“最”，你看：最开心的笑——哈哈大笑；最含蓄的笑——微微一笑；最难解的笑——莞尔一笑；最深沉的笑——苦苦一笑；最阴险的笑——皮笑肉不笑。

笑，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活动，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笑的时机、笑的质量都可成为一个人荣辱的诱因。有这样一则笑话：有一位机关干部叫张三，一天中午，他与局长一起乘电梯下班，局长在电梯里放了一个屁，局长问：谁放的？其他人都笑而不答。只有张三忙说：不是我！过了一个月，那些笑而不答的人都提了处长，只有张三仍然是一般干部，他不解的去问局长，局长答：连个屁大的事都不敢负责任，还想当处长？

在鲁迅的笔下，也写过一种笑：有一富翁给幼子过生日，第一位来客说：这孩子将来是要作官的。主人听了大喜，忙侍客入席。而第二位来客却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结果，主人大怒。第三位来客既不愿像第一位来客那样说假话，也不愿像第二位来客那样说实话，他十分巧妙地动用了笑的功能：这孩子。哈哈……哈哈……

无论哪种笑，从效果来看，都渗透着一种智慧，标识着一种分寸。古代有“乐极生悲”的说法。笔者曾听过这么一桩故事：有两位老干部下棋。其中一位在“走投无路”时，趁对方的失误，喜吃对方一马，这位老干部大笑自己“绝处逢生”，哪知祸从乐生，心脏病复发，当场毙命。有人说：这个马不该吃。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因乐生出的悲啊。

当然，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能总是愁眉紧锁，请不要忘了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做“否极泰来”。

事物就是这么奇怪，喜与悲，乐与愁，总是形影相随，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辩证法。

不管怎么说，人在顺境时，要笑的谦虚，笑的可爱，懂得“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的道理。尽量延续自己的顺境和好的心情。

人在逆境时要笑的开怀，要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川到弯头自然直”的古训，只要你精神不垮，意志尚在，就没有过不去的急流险滩。

因此，人在旅途需要与笑相伴，成功时要敢于喜笑，受挫时也要微笑。

需要提醒的是，无论你是喜笑还是微笑，请你警惕背后的冷笑或奸笑，唯有这两种笑，才是最危险的笑。

悠远绵长茶文化

zhengwanli — Thu, 25 September 2008 10:07:27 +0800

茶，作为人们喜爱的饮品，伴随着人们度过了太多的艰苦岁月，也度过了太多的幸福时光。悲伤时喝它排解郁闷，愉快时喝它共享欢畅。

茶，是中庸文化的体现。

它生于自然，长于自然，饱受大自然的磨砺，性情宽厚，苦中带甘，恰似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以包容的心态纵观时事风云。

它既不谄媚达官显贵，也不轻视寻常百姓，这种虚怀若谷、淡泊功利以及贫富不弃的优秀品质曾被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

茶不仅品质优良，而且还为人们创造了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相传，在福建安溪的深山老林中，住着一位名叫胡良的猎人，一次上山打猎，偶然发现山崖中长着丛丛枝密叶稠、墨绿葱茏的小树林，便随手折下几枝盖在背篓的猎物上，回家后，忽闻一阵清香气味，原来是背篓上的树枝所发，他便摘下几片嫩叶放在水中，饮喝之后，生津解渴，香气透心，遍体舒适。此后，胡良便摸索出一套晾晒、揉擦、烘焙等制茶技术。因安溪方言“胡良”与“乌龙”音相近，后人便称胡良技术制作的茶为乌龙茶。

在诸多名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大红袍”了。据说，在武夷山天心岩的西南部有一条幽深的峪谷，九座岩峰像九条盘龙俯卧在峪谷之间，人称“九龙窠”。谷中云山雾罩，漳水叮咚。就在这里的陡壁上长着三株茶树，而这三株茶树的种子是神鸟从蓬莱仙岛衔来的，由于这里特殊的环境所致，使得这里的茶叶极为珍贵。又因它曾治愈过一位皇后的痼疾，当时的皇帝见此茶不同凡响，即赐大红袍一件，以示龙恩。从此，人们便把这三株茶树生产的茶叶称为“大红袍”。

还有一种叫“碧螺春”的茶，相传这种茶是靠村姑们的“一抹酥胸”的体温蒸干后制成的，所以极为稀见，那些喝过此茶的诗人们，无不惬意地留下了这样的佳句：“入山无处不飞翠，碧螺春香百里醉。”

因茶的采摘、烘焙、浸煮都有十分的讲究，且各具特性，所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茶的功用上也就千差万别。

广东人喜吃茶。每逢节假日，亲朋好友围坐在餐桌旁，悠然自得地喝着茶，吃着十分精制的各式茶点，那和谐的气氛和融洽的情感，也就汇聚在了南粤人的精明和干炼之中。

福建人喜品茶。那精湛的茶道和精制的茶具往往令人赞叹，而茶的那种闻而香、品而苦、咽而甘的层次感却又令人叫绝。它仿佛在诉说一个深奥的生活至理：身在其中体味的是艰辛，经历过后回味的是甘甜。福建人真是聪明，几乎把生活的五味全部浓缩到了茶盅里。

生活在巴山蜀水的四川人却充分利用了茶的消闲作用。你走到大街上公园里，随处可见茶馆茶座，人们坐在里边一杯茶、一张报、一盘棋、一段戏地消遣着工作以外的时间，充实着心灵的空洞，设计着日后的生活，这独特的饮茶方式真可谓天府一绝了。

北京人视茶为“侃”，哥儿几个小憩茶馆，话来语去，几乎把一肚子的“政治”都倾在了大碗茶里，直侃得眉飞色舞，荡气回肠，直侃得天高地厚，心惊肉跳!

我国少数民族对茶的功用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回族人喜欢薰茶，这种茶经过薰制，再加上小枣、枸杞、芝麻、白糖，喝起来别有风味，这个孤独了百年的民族其心灵的内秀几乎全表现在了茶里。

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等则喜爱茯茶，这种茶(如果放在牛奶里则是奶茶)性热味浓，在天寒的北国，吃了大块肉喝了大碗酒以后，再喝上几杯茶，那种舒适感是草原以外的人难以体味的，这大概就是草原文化特有的灵性所致吧！

而土家族、纳西族等则把茶作为谈情说爱的媒介，你听：“茶树开花白茸茸，有心恋郎莫怕穷；只要俩人情义好，冷水泡茶慢慢浓。”“喝了浓茶口不渴，随你哥哥喝几多；妹妹两眼欢喜泪，熬成浓茶敬哥哥。”真是语浓茶浓情更浓哟!

茶，作为人们喜爱的饮品，伴随着人们度过了太多的艰苦岁月，也度过了太多的幸福时光。悲伤时喝它排解郁闷，愉快时喝它共享欢畅。

祖祖辈辈的饮者在茶文化中也寄托了许多幸福的向往、融进了许多美好的心愿，愿这些向往和心愿像茶花一样开遍生活的乐园。

浪漫中秋月

zhengwanli — Sat, 13 September 2008 00:13:59 +0800

你听“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胸中云海，犹浸明月。”月下抒怀的感受和情致竟是如此不同。

古往今来，月的浪漫情怀不知陶醉了多少文人骚客！

试想，一个黑黝黝的夜晚，一轮明月挂上中天，洗尽夜的单调，洒下一片精彩，人在月中享缠绵，思亲人，不由得那份情感也就镶嵌在了月中。

这大概就是八月十五团圆节的情感缘源了。

每到这一天，有缘的人儿月下围坐，品尝着秋天收获的果实，交谈着亲人情爱的话题，沐浴在银色月光下，企望着年年平安，岁岁团圆，那心境是多么的惬意哟！

但，生活总有离别意，有些人团圆节时空对月，发出了千古无奈的咏叹：“星稀月冷逸银河，万籁无声自啸歌；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枨触客愁多。”好在皓月当空，还可直白自己的心愿："波涌万种缠绵，海底倒映天。不教浮云将月蔽，心想太平万万年。”

在这里，古人抒发了一种离宫吊月，别有一番思绪的情感。在古人眼里，月并不都是伤心无数的“林妹妹”。也有娇媚婀娜的“薛宝钗”和坦然多情的“史湘云”。

你听“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胸中云海，犹浸明月。”月下抒怀的感受和情致竟是如此不同。

当然，也有相同的怀想——对月的探寻。遗憾的是，这种探寻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月儿是自沧海飞起的；有的说：月儿是被撑天之手推上九宵的；也有的干脆打哈哈：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

至于月宫的传说倒是十分的美妙，《酉阳杂俎》说：月宫里有吴刚砍伐桂树，而“树创随合”。古代神话中说嫦娥奔月，化为蟾。还有一种说法：月中何有，白兔捣药。

绝妙的是，异国人的想象力同中国人的想象力，竟能达到异曲同工的地步。他们说月亮是从狩猎女神狄安娜手中逃出的。是玉免的避难之窟。莎士比亚也在作品中写过吴刚似的人物，这人“提着灯笼牵着犬，拿着紫枝。”

可见，人的灵感是相通的，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一曲《十五的月亮》唱的今人神飞魂舞，难以抑制。诸如此种吟月抒情之作，自古以来不胜枚举。

月，把古人今人引入了一种望月颂月的境界。

杜甫：“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

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李商隐：“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苏轼：“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碧空如洗，圆月如盘。人们在尽情颂月之际，赏月也是情不自禁的。那如诗如画，如银如水的月空勾引得人们难以成眠，甚至激情澎湃：“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入世作文出世作人的钱钟书

zhengwanli — Tue, 09 September 2008 22:10:37 +0800

在钱钟书笔下所流露出的那种辛辣味明显浸透着他的各种体验——

“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得可以做社论。”

“近代当然也有坏人，但是他们坏得没有性灵，没有人格。”

“在这个年头儿，不愁没有人请你吃饭，只是人不让你用本领换饭吃。”

“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

钱钟书老先生似乎并无多少文学作品问世，我们知道的也不过《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七缀集》以及一些短篇作品，加起来也就百万多字，这与他的名气比起来好像不成正比。

其实不然，只要读了他的作品，你就一定知道，钱老先生着实厉害，他那深厚的语言功力、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通今博古的学养都会使你啧喷称道。

钱老先生的作品几乎字字有用处，句句有来头，他的全部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人生寓言”。

'“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这几乎是对人性的一种高度概括。他在《围城》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钱老先生在《围城》的写作中，是忧世伤生的。这恐怕与他的身世有些关系。

钱老先生出生在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其父做过北大教授，他从小就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家庭氛围里，走向社会以后也必然带着一些不谙世事的习气，因此，碰壁也就在所难免，可以这样说，唯有这样经历的人，才更能体味人间的冷暖，世事的阴晴。

在他笔下所流露出的那种辛辣味明显浸透着他的各种体验——

“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得可以做社论。”

“近代当然也有坏人，但是他们坏得没有性灵，没有人格。”

“在这个年头儿，不愁没有人请你吃饭，只是人不让你用本领换饭吃。”

“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

这些精辟的语言，如果比作酒，那么，这种酒肯定是用人生酿造的。

令人奇怪的是，钱钟书的作品十分入世，恰似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对社会、对人生的解剖淋漓酣畅。而在作人方面又十分的恬淡，他似乎不太计较个人的东西，喜欢静默的生活。当有人读了他的《围城》，想拜见他时，他却耐人寻味地告诉读者：“你认为鸡蛋好吃，没必要去见下蛋的母鸡。”当他得知有关方面筹办他的八十寿庆时，他却推辞说：“不要为了我，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前些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几次请他出镜都被他婉拒了。

更令人奇怪的是，越是恬淡就越觉神秘，追逐的人也就越多，名气也就越大。这种现象尽管不是钱老先生的初衷，但在客观上却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与之相比，吾辈很是惭愧。

现在，文坛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靠着创作以外的本事沽名钓誉，有的溜须拍马阿谀逢迎，前一阵子闹得火热的那个“党疼国爱”的王拍拍就是典型代表。近日媒体又报道一个公务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结果却是个别无厘头的报刊为一哥儿们大肆炒作。

这是题外话。

但反过来讲，也恰恰衬托出钱老先生的高尚品格，作文先作人乃古人之圣训，钱老先生的榜样很值得后辈学之，先出于蓝，后胜于蓝，人类的进步就是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黄鼠狼生老鼠—— 一代不如一代，那就糟透了。

丧家的并非资本家的梁实秋

zhengwanli — Sat, 06 September 2008 09:36:51 +0800

梁实秋其人一生经历丰富，著述颇多。叶永烈在《我看梁实秋》中这样写道：“梁实秋漫长人生，经历了自清末以来多种历史时代；有着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曾在此留学)三度空间生活经验；幼时打下良好的中国古文基础；精通英语、熟知西洋文化。”

拜读《雅舍小品》，着实被清丽雅致、幽默轻松，且富有生活气息，充满哲理意味的文章深深打动了。

我不由地对此书作者梁实秋产生了兴趣，并欲顺其人生轨迹，窥视其文章背后的生活足印。

梁实秋这个名字，是我读中学时就知道的。那时，课本里有一篇鲁迅的杂文，叫做《“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骂的就是梁实秋。

由于受此影响，梁实秋在我的脑海中，是个反动文人的形象。当然印象是极坏的。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经常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因素所误导。

直到读了《雅舍小品》，我对他的印象才发生了一些变化。觉得遭鲁迅痛斥的那个梁实秋与写小品文的这个梁实秋并非一个人。

然而，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如若没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上“血气方刚”的那个梁实秋，或许就没有后来生活上恬淡超脱的这个梁实秋。这就像八卦图一样，其美丽的图案是由阴阳的反差来表现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年轻的梁实秋首先批评了鲁迅的“硬译”实在太坏。从此，“鲁梁之争”开始，并逐步由学术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失分最多的当属梁实秋，这也是导致这位国宝级人物奔命台湾的主要原因。

这些经历无疑对他的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无论是他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还是《莎士比亚全集》汉译本，抑或是近千万字的其他著述都是与他学贯中西的素养分不开的。

当然，与他在政治上的遭遇也有密切关系。假如没有“鲁梁之争”，没有争论之后遇到的各种不快，或许也就不会有其“丧家”去台湾，以及去台湾后拒辞进仕，安于学术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讲，政治上的坎坷也帮了他的忙。

直话说，政治是个很不好玩儿的东西，恰似海市蜃楼，远看玲珑华丽、光彩迷人，走进才知险象丛生、提心吊胆。

正是这样的经历，才使梁实秋的人生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政治上的偏激，走向了生活上的平和。

晚年，他曾几次提到他过去的宿敌鲁迅，但都显示了往事如烟的胸襟，如他在1964年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曾针对台湾将鲁迅的著作列为禁书，明确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他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值得称道。”在七十年代写的《忆周作人先生》中，也提到鲁迅，但无半点不恭。

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梁实秋的散文为何能熔生活、经验、学识、美好于一炉了。

作为政治上的梁实秋，或许不能算成功者，但作为文学上的梁实秋确是步入了辉煌，他给予读者的是生活的情趣、心境的清净、生命的金贵以及自然的美好。

唯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更有效地呼唤真善美，鄙视假丑恶，扬起人们进军美好生活的风帆。

这就是梁实秋的高明之处了。

资料链接

鲁迅的“硬译”：一个现代思想事件

　鲁迅不仅是具有原创性的作家、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而且也是伟大的翻译家。相对于他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他的文学翻译似乎留下了太多遗憾，成为其文学事业的“软肋”。尤其他所坚持的近乎“硬译”的“直译”笔法，历来为人诟病，即使那些想为鲁迅辩护的人，也常常难以自圆其说；而那些指责鲁迅翻译的人，总是显得理直气壮，信心十足。

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鲁迅的译文有太多让人不敢恭维之处。当年梁实秋从鲁迅的译文中挑选出了三段文字，作为抨击鲁迅“死译”的证据，其中第一段是：

这意义，不仅在说，凡观念形态，是从现实社会受了那惟一可能的材料，而这现实社会的实际形态，则支配着即被组织在它里面的思想，或观念者的直观而已，在这观念者不能离去一定的社会底兴味这一层意义上，观念形态也便是现实社会的所产[1]（原文出自鲁迅译的《艺术论》，今据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实秋文集》，第一卷，348页）

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仍觉晦涩，难怪梁实秋说：“专就文字而论，有谁看得懂这样希奇古怪的句法呢？……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2]梁实秋批判鲁迅的翻译固然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用心，但他对鲁迅译文句法的批评，并非是无的放矢。后世学者从鲁迅的译文中找到了这样的句子：

这时候，要来讲助那识别在三次元的空间的方向的视觉底要素的相互的空间底距离的，谁都知道的眼睛的构造，大约是没有必要吧。[3]

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初学翻译的学生，也未必能译出这样的文字，但在鲁迅这里，类似这样的句子并不罕见。熟悉鲁迅译文的人也都知道，这是典型的“鲁迅译法”。对于这种晦涩深奥的文字，有人跳出来指责，也是情理中的事。所以除梁实秋外，林语堂、瞿秋白等，都对鲁迅的译文提出过批评意见。那么，鲁迅本人对自己的译文是何态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译文也不满意：

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4]

在其他文章里，他也多次说自己的译文“拙劣”、“冗长而且费解”，这说明他对自己译文的缺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不标榜自己翻译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他对来自“论敌”的批评颇为不满：“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5]言语中透出难以掩饰的怨恨和讥讽。而对梁实秋的反击，更是带上了强烈的个人情绪。

迅一生常常陷入论战的漩涡，在后世学者眼中，鲁迅的立场多是正确的，他对论敌的揭露也是深刻而有力的，但在他与梁实秋有关翻译问题的论战中，人们发现他对梁实秋的反驳存在着避实就虚、转移论题之嫌，所以有人评价说：“鲁迅为‘硬译’的辩解并非没有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并不足以掩盖他在翻译苏联文学批评上的生吞活剥造成的缺憾。如果说陈西滢将治学严谨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说成是抄袭之作是对鲁迅的一种冤枉，那么梁实秋对鲁迅‘硬译’的批评的确戳到了鲁迅的痛处。”[6]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鲁迅的译文的确问题多多，而他的反评又未能提供富有说服力的陈辩，就必然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鲁迅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他完全有能力将译文表述得简洁、雅驯、流畅；他精通日语，完全具备理解日文文本的能力，可为什么会译出如此诘屈聱牙的文字呢？痛贬鲁迅翻译的梁实秋也曾有过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人人知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而没有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但是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7]梁实秋抓到了问题的要害，但他没有对此进行解释，而是转向了对鲁迅的批判和攻击，所以在梁实秋这里，这一谜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新时期之后，鲁迅研究渐成显学，鲁迅的翻译也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鲁迅翻译中的这一谜团仍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阐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鲁迅翻译的认识和评价，形成了四种主流观点：

一、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高度评价鲁迅的“直译”理论及其在翻译史上的贡献，认为在晚清意译风气极为盛行的时代，鲁迅对“直译”的执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着眼于晚清译界的混乱局面，高度评价鲁迅（及周作人）对直译的自觉坚守，并不为过。但这种史学视野，也必然会忽视鲁迅具体译文中存在的问题[8]。

二、认为鲁迅的译文的确存在着问题，梁实秋等人对鲁迅翻译的指责“确戳到了鲁迅的痛处”。[9]而鲁迅对梁实秋的反批评“无法给对方以有力反击”，“作为局外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证实这种‘硬译’观点，……才屡屡招来梁实秋充满敌意的笔伐，才使自己在历次论战中似乎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就此看来，鲁迅在这场论战中持迂回暧昧的态度的确令人捉摸不透”。[10]，鲁迅对“直译”的执著，变得暧昧不明、不可理喻。

三、从政治角度高度评价鲁迅译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梁实秋通过攻击鲁迅的翻译，向国民政府暗示鲁迅的左派立场，想置鲁迅于屠刀之下，而鲁迅“也同样地利用了翻译的标准作借口，攻击一些在政治上他不能认同的人”。[11]由此，王宏志得出结论：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虽然以翻译标准作包装，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一个双方相互攻击的切入点，他们始终没有从学理上去尝试解决问题，却出现了猛烈的人身攻击，这是其他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所没有的。结果，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翻译标准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却牵涉到了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问题，以至“武装保卫苏联”、“去××党领卢布”、“‘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都出来了。这可不就是“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的意思吗？[12]

四、从语言变革（或中国语言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鲁迅译文的现代意义。鲁迅在谈到自己的翻译时曾说：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文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13]

所谓“能力不够”，自然是谦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梁实秋当年紧紧抓住这一点，对鲁迅进行笔伐：

鲁迅先生说“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是使他的译文“艰涩”的两个原故之一，照这样说，中国文若不改良，翻译的书总不能免去五十分的“晦涩”了。……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14]

在梁实秋看来，鲁迅无疑是在为自己寻找托辞，而且是一个难以成立的托辞。后世学者没有梁实秋那么武断，而是结合中国近现代语言变革的历史，从学理层面对鲁迅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宏志认为，中国自晚清以来，“不少人便认为中国语文是中国积弱的主因，于是有改革语文的声音，甚至有废除汉字和汉语拉丁化的要求”。[15]而鲁迅的“硬译”正是这一语言变革工程的一部分，他译出的那些生硬的句子，是为了给汉语输入新的语法和新的表达方式。这种论析是契合鲁迅从事翻译的动机的。他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表白：“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16]通过这样一个选择、淘汰的过程，那些有“不顺”到“顺”的句子、句法，就会给汉语带来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表达式，所以鲁迅自己承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17]这说明，从中国近现代语言变革的角度来考察鲁迅译文的特点，是基本符合鲁迅的本意的。

以上四种观点看似很全面，其中也不乏慧见与卓识，但细读鲁迅的翻译以及鲁迅有关语言变革和论述翻译的文章，就会发现，鲁迅在翻译文体中有意凸现的那些生硬的句法，不止是为了中国语言的现代化，还有着更为深远、更为深邃的动机和期待。也就是说，在讨论鲁迅的翻译问题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论的视域，而应该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整体框架中，方能理解其中深意。

近代开始，有关语言变革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有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一个有关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问题。晚清知识分子曾经尝试创立拼音文字，或采用世界语、罗马字母等等，都是基于对民族国家生存危机的焦虑，都有着深刻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思考。所以，自近代以来，丑诋汉字、贬斥汉语的情绪，一直在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中弥漫着，到“五四”时期达到高峰。钱玄同继承晚清士人——尤其是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激进语言观，重提“废除汉字”一说，一时耸动视听，应者甚众。《新青年》上关于世界语的讨论，就是这一思潮的集中反映。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新潮社”傅斯年也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中国文学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汉字成为阻碍民族进步的绊脚石，成为亡国的“罪魁”。身处中国近现代激进文化潮流中的鲁迅，也成为攻击汉字的激进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汉字就是国民身上的一个“结核”，如果不加废除，就只有我们自己死。甚至还说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这种情绪集中体现在他的翻译活动中。鲁迅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开始，就赋予翻译十分崇高的使命，甚至不免超出了翻译本身所能承载的范围。细读鲁迅为《域外小说集》写的那篇简短的序言，就能看出这一点。他先是强调《域外小说集》的特点：“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这是强调自己的“直译”。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弗失文情”的直译，使“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18]这显然有点过甚其辞：就那么几个短篇小说，即使用了“弗失文情”的译法，也未必能达到如此效果。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翻译（直译）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翻译本身所能包含的内容，上升到一种思想文化的高度。从这时开始，他就始终坚持这种“直译”的方法，且越来越走向极端，出现了大量的“硬译”，招致了一些人的围攻。

从鲁迅“直译”（硬译）的根源来看，单纯从翻译技巧层面，或单纯从中国近代语言变革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硬译，都未得其精髓，只有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讨论，问题才会看得更清楚。

作为一位用母语创作的作家，鲁迅必须恪守母语的规范；但作为一位翻译家，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因为当他从事翻译的时候，汉语与外语处于并置状态，也是一种对比状态，这时他对汉字的不满情绪就会变得难以克制，所以他从事翻译的过程，也就变成了印证汉语劣陋的过程，于是他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汉字的厌恶和不信任。鲁迅指出：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病不是空想的事情。[19]

从汉字的不精密，说到脑筋的胡涂，也就从语言层面跃居到了思想层面。而翻译，被当成了救治脑筋胡涂的良药，承担了思想启蒙的重任，“不但移情，也要益智”。[20]

鲁迅借翻译来救治国民精神的良苦用心，使他的翻译行为出现了分裂。看上去，他是在努力将外语变为汉语，而实际上，他是在将汉语变成外文。也就是说，当他从事翻译的时候，为保持原文“精悍的语气”，他不惜将汉语撕成碎片，强行按入外语的“水槽”，使汉语变得磕磕绊绊，有时难以卒读，这是对汉语的一种“牺牲”和“惩罚”。在这里，汉语的主体地位荡然无存，而外语的规范、程式，成为汉语重新组合的尺度，这就是他说的：“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21]在这个过程中，他能体会到那份“与黑暗捣乱”的快意。

梁实秋在谈到翻译时曾经说过，那些通顺的翻译即使不准确，读后也能使人落个“爽快”，鲁迅针对这一论调，解释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人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22]他似乎在有意地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以引起他们的憎恶与愤恨。那么鲁迅想让读者愤恨什么呢？——译者？译文？还是汉字？恐怕最后一个选项才符合鲁迅的本意。大概在中国翻译史上，还没有一位译者像鲁迅这样，向读者的阅读能力挑战。这看上去是跟读者过不去，而实际上是为了挑起读者对汉字的不满，以建立改良（或废除）汉字的同盟。鲁迅的这种隐秘期待，坚定了他从事“硬译”的信心和勇气，所以即使为人非议，也始终不改其志：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坚持“硬译”的一个原因。[23]

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会无法克制地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纵然为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这不正是鲁迅的性格吗？

[1]原文出自鲁迅译的《艺术论》，今据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实秋文集》，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第1卷348页。
[2]《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实秋文集》，第1卷347、349页。
[3]这段话出自鲁迅翻译的《艺术论》，此处转引自王宏志《能够“容忍多少的不顺”——论鲁迅的“硬译”理论》，《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下同），第218页。
[4][5][17][19][22][23]《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210、342、383、382、197、210页。
[6][9]高旭东《论鲁迅梁实秋论战的是非功过》，《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7]《梁实秋文集》，第1卷347页。
[8]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包括硬译），充分肯定鲁迅译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仍然在鲁迅翻译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此类成果代表性的有郑海凌《关于“宁信而不顺”的艺术法则——鲁迅译学思想探索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陈福康《论鲁迅的“直译”与“硬译”》（《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3期）等论文，已出版的多部研究鲁迅翻译的论著，也充分肯定了鲁迅在翻译史上的成就。
[10]刘福全《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追述》，《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6卷第3期，2000年7月。
[11][12][15]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 1999年版，第258、264—265页。
[13][18][21]《鲁迅全集》，第10卷299、155、245页。
[14]《梁实秋文集》，第1卷349页。
[16]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383页。
[20]《鲁迅全集》，第6卷352页。

重塑生命价值的思想巨人尼采

zhengwanli — Wed, 03 September 2008 11:08:35 +0800

尼采以其孤独的心灵孕育了一部伟大的哲学思想，他重视人生意义，解除理性和道德对于生命本能的压抑，树立审美的和乐观的人生观。他告诫人们要做一个生性健康（当然包括心理健康），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热情而真诚，被自己的思想灼烫着；富于创造性，永远保留着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他重视自我，重视价值，重视个人对价值的自由选择。

我讨厌那些煞有介事的哲学家，他们总是将最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尼采则不然，他善于把那些在常人看来十分神圣的问题，做最简要的概括。

“上帝死了。”这是尼采发出的空谷足音。

他惊醒了无数沉缅于上帝怀中的善男信女，他使千千万万个上帝的崇拜者，找到了自我。

这，就是“头颅硕大，身材瘦小，眼睛略斜”，一生坎坷的诗人哲学家尼采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尼采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组合体。肉体的尼采是那样的孱弱、单薄，甚至失明，而思想的尼采却是那样的伟岸、强大。

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是在女性氛围中长大的，然而，他却十分厌恶女性，他甚至咒骂：“女人是些可爱的狂妇，多么危险的、鬼鬼祟祟的潜行的小小食肉动物。”

他一方面认为世界如此不公正，并不顾一切的发表了他的哲学宣言《悲剧的诞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痛苦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痛苦或许是一种有价值的、甚至是神圣的体验。”

他向往健康，向往阳光、温暖、头脑的自由和轻松，思维的秩序和广阔的视野，对于新的黎明的感受、创造力和诗人的力量。一句话，他要过一种充满成功喜悦的生活。

然而，他却发现，他经历数日的头痛与眩晕之后，甚至具有了辩证学者的清醒头脑，并且能够相当冷静地思考许多问题，而在他比较健康的时候，思维反而不够缜密、不够细心、不够冷静了。

这就是尼采，一位终生渴望真挚友情、追求生命价值的伟大孤独者。

孤独的尼采，在短暂的一生中，只结交过两个朋友，一个是大学时代的同窗洛德，一个是浪漫主义音乐大师瓦格纳。

他与前者因志趣不合，在维系了短暂的友谊之后便各奔东西。他与后者的友谊时间较长，并从后者的音乐中得到乐趣和力量。然而，瓦格纳毕竟不是他理想中的同路人，当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尽情地表现天主教精神和禁欲主义理想之时，尼采大失所望、痛心疾首，他毫不犹豫地与瓦格纳决裂了。

失去了与瓦格纳的友谊，他也抛掉了《孤独者》、《最孤独者》、《漂泊者和他的影子》的呐喊，潜心塑造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朋友“查拉图斯特拉”。他这样吟唱：“朋友查拉图斯特拉来了，这客人中的客人！现在世界笑了，可怕的幕已扯去。”这种感觉陪伴着他到人生的炬烛燃烧到最后一刻。

1900年8月25日，正当20世纪的钟声还在阵阵回响的时候，尼采——这颗不安的灵魂扑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带着19世纪的夕照，披着20世纪的晨露，走完了他的一生。

这些闪烁着世纪之光的思想火花，就像人类思想旅程的里程碑一样，标志着哲学划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中，尼采是个最光彩夺目的人物。